买不起、租不起房的朋友们，有人曾替你们提出想象力炸裂的解放方案
房租年年涨，今年格外高。关于北京房租大涨的讨论在一周之后似乎已趋于平静，但房价、房租给在城市中居住的人的切身压力，每天都在持续。
前几天，我们推送了《房租大涨、居住艰辛，当住房成为金融工具，它几乎在惩罚所有人》，梳理了从恩格斯论英法早期现代大都市的工人住宅缺乏问题，到大卫·哈维、萨斯基娅·萨森、马修·德斯蒙德剖析2008年美国住房次贷危机造成的驱逐，以及潘慧娴揭示香港寸土寸金背后的地产霸权。
点击图片，阅读《房租大涨、居住艰辛，当住房成为金融工具，它几乎在惩罚所有人》。
环球同此凉热，我们从这些书中读到的，是“买不起也租不起”的居住危机早已有之。从19世纪到今天，住房问题与现代城市的发展相伴相生，大城市从来居大不易。
正是由于现实的灰暗，人们同时也开始了对于理想居住的想象与追求。我们看到，历史之中，“城市”形象自始就与“乌托邦”形象纠缠在一起；人们对于理想住房的判断，透露出人们对于理想社会的定义。在城市规划领域，最有名的乌托邦实验有三个：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以及柯布西耶的光辉之城，它们对后世的住宅建设实践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而在20世纪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集体住宅实践之中，城市乌托邦的构想从未远去。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造梦者
历史上最有名的三个乌托邦实验
十九世纪以来现代工业化的发展造成了城市住房的困难，但生产力的发展也解放了人们回应现实问题的想象力。城市建筑或许是最先被解放的艺术之一，机器的出现激发了人们诸种脑洞大开的居住乌托邦构想。“一幅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甚至都不值得一撇”，奥斯卡·王尔德如是说。
“城市”形象和“乌托邦”形象自始便缠绕在一起，二者的关联甚至比托马斯·莫尔1516年开始的乌托邦类型写作更早。如美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所言，每个乌托邦作家，几乎都免不了是一个城市设计学家。不同的住房乌托邦理念背后，透露出不同的空间政治。19世纪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以及20世纪柯布西耶的光辉之城，大概是后世最有名、最具影响力的三种居住乌托邦。
1
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
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傅立叶生于富商家庭，了解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糟糕的居住状况，他设计了一种叫做“法朗吉”的“和谐制度”，是一种工农结合的社会基层组织。他为“法朗吉”绘制了一套建筑蓝图，这就是“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在这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一致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完全可以消除，傅立叶还首次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人民是否彻底解放的准则。
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和论及了他的乌托邦构想的芒福德著作《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年1月。
傅立叶的设计灵感其实来自凡尔赛宫。这个大型的建筑体包括居住、工业和社交等各种功能，可以容纳500-2000位不同行业的居民。中心区是食堂、商场、图书馆等，建筑中心的一侧是工厂区，另一侧是生活住宅区。傅立叶的构想，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欧文的新和谐城（New Harmony）隔着英吉利海峡相互呼应。
傅立叶为“法朗吉”构想的建筑蓝图——“法伦斯泰尔”。
傅立叶曾自信地预言，这世界上将会建成六百万个法伦斯泰尔，但实际上，在现实中落成的乌托邦少之又少。法国小镇吉斯的机器制造商戈登，倒是真的建成了一个法伦斯泰尔式的工人之家。进步商人戈登拥有多项制炉技术，1846年开始时其工厂有32名工人，1880年就壮大到了近2000人，发展迅猛。年轻时，戈登就信奉傅立叶主义，他还亲自描绘了工人之家的计划图，分成中翼和南北两翼，整个建筑呈凹形。这座住宅紧靠奥斯河，分为居住、半岛花园、休闲区、学校、商店、洗浴、洗衣房和生产区等。居于核心位置的居住综合体，被称为“社会宫殿”，作为社交中心、覆盖玻璃顶的中庭命名为“家庭广场”。
工人之家建造耗时十余年，光是社会宫殿的修建就耗费了4万法郎。不过，这里的“宫殿”没有皇帝，内部没有社会阶级，员工、技师、经营者共同生活。戈登当时的规划内容几乎是超越时代的，当海滨度假还是中产阶级值得炫耀的生活方式时，这里就已经有工人的休闲游泳池了。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里批判蒲鲁东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不靠谱，却称赞了戈登的工人之家：这是由一个傅立叶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实验，而不是作为赢利的投机事业，“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没有丝毫兴趣建立这样的移民区，而且除了在法国的吉兹以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样的移民区了。”不过，在1887年版的修订中，恩格斯又遗憾地补充道：“这个移民区也终于成了剥削工人的地方”。这座工人之家直到1968年才停止使用，被列为乌托邦工业遗产的经典案例。
2
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19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做过速记员、记者的霍华德，与恩格斯一样熟悉当时大批农民工在这所都市所经受的灾难般的居住条件。霍华德深受美国政论家潘恩《理性时代》的影响，尽管他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却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表达了一定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谐城市观念，把人民解放的愿望全面体现在这本城市规划专著中。
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和他的代表作《明日的田园城市》，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
“那些拥挤的城市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它们是一个主要以自私和掠夺为基础的社会所能建造的最好形式，但是它们在本质上就不适合于那种正需要更重视我们本性中的社会面的社会”，霍华德写道。正如芒福德在1946年导言中说，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不是要为大城市的改建准备道路，而是要消除大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田园城市不是城郊，而是城郊的对立物；应逐步消灭土地私有制，逐步消灭大城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
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不过，大部分时候，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念被人们大大误读了，很多喜欢以田园城市支持者自居的人，往往将其理解为一种“美丽如花园的城市”。事实上，霍华德一书最初的版本名叫《明日：一条真正通向改革的和平道路》，当时只售出几本。直到1902年以《明日的田园城市》为题再版时，这个符合中产阶级口味的标题党才促使它成为20世纪城市规划史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
1899年英国建立的田园城市协会，某种意义上积极“篡改”了霍华德的思想。经过六个不同版本的增删之后，霍华德关于社会城市、地主地租的消亡和新城行政机构等三幅图“消失”了。霍华德原本以“田园城市”专指“社会城市”的一个局部，但协会却把“田园城市”用作象征霍华德思想的通用名词。奥斯本、芒福德、托马斯等学者在序言中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对霍华德所作的各种评论都是以牺牲关键思想为代价。”最终，这本书广为流传的内容更为迎合英国上层社会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于自然空间的需求：想象一个健康、自然的城市乌托邦。
田园城市的理念后来风靡于20世纪初的欧美城市，但大部分城市只是把田园城市理念作为大型住宅小区的一种设计模式。还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世界各地普遍建设的“卫星城”和“新城”就是霍华德所倡导的“田园城市”，事实上，这种新城建设的结果与“田园城市”的主要思想背道而驰：它不过是以新方式将更多外来人口吸引到城市中心，变成了维护旧城乡结构的工具。
3
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
现代建筑运动激进分子柯布西耶的声音，曾振聋发聩地响彻20世纪的欧美：“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时代的标志。为普通人、所有人研究住宅，这就是恢复人道的基础。”柯布西耶致力于推广钢筋、水泥、玻璃等现代建材及其建构方式，认为这是现代建筑的先决条件。他最著名、也是最集中体现其城市规划构想的作品是《光辉城市》（Ville Radieuse）。光辉城市作为一个乌托邦规划而被提出：它将消除传统城市中的街区、街道、内院，高层住宅楼的底层将全部被架空，高速公路以网格状分布在楼宇之间，停车场直接与住宅楼相连，城市地表作为连续型的公园，行人可以自由散步。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和他的《光辉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5月。
柯布西耶与社会主义建筑运动关系密切，他曾造访苏联，1928年还为莫斯科的消费者合作社中央联盟设计一座新总部。上世纪50年代，柯布西耶最著名的建筑项目之一是马赛公寓，这是一座犹如“小城”的超级公寓住宅，显现出傅立叶法伦斯泰尔和苏联构成主义的影响，尤其体现出他对低收入阶层和社会问题的关注。马赛公寓追求空间分配的绝对公平，其构想受到苏联建筑师金兹堡1928年设计的纳科夫公寓（Narkomfin Building）的启发，追求社会细胞家庭与整个社区乃至城市更为密切的交往和联系。混凝土框架结构和模块式空间，适合被快速复制，大量生产；集中居住楼内还设置了托儿所、文化体育设施，以及一整层“商店街”，旨在使这栋建筑成为一个满足居民日常再生产的城市细胞。
体现了柯布西耶现代建筑理念的“光辉城市”构想。
不过，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乌托邦最后也没有实现，其规划理念在欧洲受到质疑。在现代建筑取得席卷性胜利的20世纪30年代，柯布西耶自己也开始丧失了对于机器时代的必胜信心，他推翻了自己原本拥抱的信念——工业社会的内在力量、一种能产生真正令人欢乐的秩序。1945年，柯布西耶宣称：“现代建筑漫长的革命已经结束了。”
实践
集体居住理想的诞生与幻灭
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城市乌托邦想象，是针对现代化过程中具体的居住困境而生，而最终往往走向了一种有关集体居住的理想。集体主义住宅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它伴随西欧的工业化而来，工厂主为工人建造集体住所，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各式各样的居住乌托邦实践与想象。
19世纪中叶，法国已经开始建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工人城；20世纪初，革命成功的苏联也马不停蹄地生产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住宅。在人口剧增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国家都亟待解决大城市的住房问题。如何设计出一套标准化、低成本的平民住宅，使更多平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兴建集体住宅几乎是大势所趋。
今天以平价、快销为形象标签的宜家（IKEA），被视为典型的消费主义的家具商。然而，宜家的起家和成功却要归功于上世纪70年代瑞典最接近社会主义的住房政策。工会积极分子、经济学家Rudolf Meidner指出，当时瑞典政府大量买地，给每个家庭修建一模一样的住房，以保证人人平等。因为瑞典较为富裕，他们的公共住房甚至比计划经济国家的设计更为讲究。
20世纪，集体住宅平地而起，波澜壮阔。尽管大部分实践失败了，却留下极为惊人的现代化景观，以及令人回味的乌托邦愿景。
苏联“赫鲁晓夫楼”：“这里不需要建筑师”
每一次革命性的社会转型，都会深刻展现出它对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的创造性改变。Owen Hatherley在《共产主义的地景》一书中，记录了前苏联国家那些极具科幻感的构成主义先锋建筑，还有千篇一律的火柴盒式住宅。新型社会主义居住单元“社会浓缩器”（Social Condenser）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的一种新型建筑模式，在独立的集体空间中组织工人们共同生活、生产与日常生活互动；而后者，则是为了应付二战后城市满目疮痍、城市人口却急剧增长而造成的住宅缺乏现象。其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便是“赫鲁晓夫楼”，它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发展项目。
1967年，一位美国国家标准局官员告诉《芝加哥评论》：“俄国人是想发明世界唯一的大规模廉价住宅建设模式。”赫鲁晓夫楼就是这样一种标准化的住房革命，这种三到五层高的小公寓楼，是“不需要建筑师”就能迅速“繁殖”的集体住宅，如同搭积木一般。
1975年的经典苏联电影《命运的捉弄》，便是由这种千篇一律的住宅所开启的一段情缘：男主人公醉酒后误打误撞登上了飞往列宁格勒的飞机，在陌生城市里用自家钥匙打开了女主角的房门……苏联大城市的街道名称、楼房外观及室内装修是如此接近，以至于人们进错了家门都丝毫没有察觉。
与汽车流水线极其类似，这种住宅都是标准件，所有墙板在住宅工厂中事先做好，只需将预制件在不同地区复制、运送再组装即可，没有任何“不必要的装饰”。新的街道、房屋不断涌现，速度之快难以想象，以至于出现了名称“紧缺”而不得不重名的状况，有时还会因为门锁雷同而发生误会。新的住宅区不应该只是“睡城”，连绵不绝的火柴盒大楼之间还装点了娱乐场所、教育机构、绿地和人造景观。“苏联人不花钱就可以住进实用的房屋”，赫鲁晓夫如此向尼克松宣扬苏联住房改革的成功。
“赫鲁晓夫楼”曾是苏联经济适用房的典范，如今却成为低收入困难户的象征。拆迁在1999年就已经展开，时至今日，80%的“赫鲁晓夫楼”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高层住宅。
上海工人新村：“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
房型设计，也是一种具体的空间生产，其背后包含了设计者对于所谓理想生活的理解，并在微观层面展现出权力的运作。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建造者而言，他们的任务不只是建造一批住房或几条马路，而是透过空间的改造，告诉人们哪种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
解放之初，上海底层产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恶劣，许多人住在以竹竿、苇席搭建而成、被称为“滚地龙”的“棚户区”之中，住房条件亟待改善。罗岗、杨辰等学者指出，新村建设是对战后住房短缺的一种回应，是一种政治意愿，也是一种社会思潮。上世纪50至90年代，在市区边缘或远郊，大量的4至6层高的砖混住宅拔地而起，这些就是工人新村。在小说《上海的早晨》之中，能住进曹杨新村是先进工人身份的象征：“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
上世纪中叶，曹杨新村里的日常生活景象。
上海工人新村的建设受苏联模式影响，但却参照了五四时期来自日本的新村理念，“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1952年最早建成的上海曹杨新村，则学习了上世纪20年代美国规划师拉各斯·佩里提出的“邻里单位”概念。新村内的街道呈圆弧形走向，住宅楼扇形排布，以留足日照间距。不过“邻里单位”很快被作为资本主义规划思想受到批判，这种设计因占据空间较大，只提供了1002套住宅单位，难以解决住房紧缺的问题，设施上也不符合“先生产，后生活”的要求，后来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苏联的“居住区”规划理论。
为解决住房紧缺，上海推出了更为简易紧凑的“二万户”。这类住房虽然室内空间狭小，但强调公共空间，居民将街道作为内厅活动，形成了一种活跃的公共关系。1959年的电影《今天我休息》，取景地就在曹杨新村，主角马天民是一名警察，他在休息日仍旧为邻里服务奔忙，恰恰体现了这种空间的公共特征。
在1949至1978年间，上海新增的1756万平方米住房面积中，有1139万平方米是工人新村，占2/3。尽管，大规模建造的工人新村仍不足以应付大量产业工人的居住问题，但它对城市结构和社会生活却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从单位制到90年代商品房的兴起，新村的实践为今天保障房的建设仍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法国大型居住区：现代科幻般的共同生活
近年来，法国摄影师克洛南塔尔拍摄的“未来纪念”系列，唤起了人们对被忽略已久的法国大型居住区（“Grands Ensembles”）的关注与怀念。混凝土打造的巨大体量、造型充满未来感的建筑，犹如出自科幻小说的幻境，庄严而神秘，“这些建筑好像在时间之外，好像它们的存在就是摇摆于过去和未来之间”。
克洛南塔尔拍摄的法国大型居住区系列，以“未来纪念”命名。
法国大型居住区大多建于20世纪50到80年代，它的出现与赫鲁晓夫楼、工人新村有些类似，都要解决岌岌可危的住房危机：“在最短时间建造最多的住宅！”既要完成城市农村移民以及外国移民的安置问题，也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需求。这批住宅充满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设计，出自诸如西班牙建筑师里卡多·波菲尔和曼努埃尔·努内兹-亚诺斯基等人之手，体现出对于现代主义乌托邦旗手勒·柯布西耶的风格回应。它们承载了一种当时流行的观点，即现代主义建筑能够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建立起一种乌托邦式的自由生活。不过，由于需求紧迫，这些法国大型居住区的建筑造价普遍低廉，建造时间短。
说起来，法国几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唯一一个以大规模集合住宅的形式来缓解住房短缺问题的国家。从1850年的第一座工人城到上世纪70年代的新城建设，从工人阶级到低收入居民、中产阶级，再到外来移民，不同时期的大型居住区接纳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过，近几十年来，法国大型居住区早已声名狼藉，不但备受学者批评，也遭到媒体责难，成为边缘化的存在。
法国大型居住区并未实现它最初的理想——建立乌托邦式的国度。这些建筑在建立不久之后，便饱受贫困与犯罪的折磨。而这些隐患在设计中早已体现，正如学者杨辰指出，大型居住区突兀的建筑形象和封闭式管理，与周边地区的城市功能、肌理和景观格格不入，为日后的居住隔离埋下了隐患。如今，这些大型居住区或已被拆除，或因年久失修而岌岌可危。然而，它们伫立世间的景象是如此独一无二，令人惊奇，尽管它们所承载的集体住宅乌托邦已经逝去。
本文整理自2018年9月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3、B04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编辑：李妍、徐学勤、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
9月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版～B12版
「主题」B01 | 居大不易：我们的住房与城市乌托邦
「主题」B02 | 群像：环球同此凉热？不同时代的租房辛酸史
「主题」B03 | 造梦者：“城市”形象和“乌托邦”想象
「主题」B04 | 实践：集体居住理想的诞生与幻灭
「历史」B05 | 《劫掠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
「文学」B06 | 冯至：寂寞中唱出的不朽之歌
「游记」B07 | 《游日记》：止庵的东瀛文化之旅
「教育」B08 | 不平等的童年，复制不一样的人生
「文化」B09 | “山羊皮”乐队主唱出版回忆录：我喜欢不合群，讨厌光鲜的赞美
「儿童」B10 | 丝特法妮·布莱克：我更在乎小孩子情绪的表达
「书情」B11 | 《愤怒与神秘》等6本
「视觉」B12 | 汉字，或许是世界上最难设计的字体